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应联合国贸发会议邀请，在日内瓦一次会议上发表讲演，纵论世界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斯蒂格利茨在一篇长达41页、题为《走向新的发展典范：战略、政策和进程》的讲演中，呼吁建立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加强政府控制职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他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应该结束，在市场成为经济中心的同时，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对此应该有一致的意见。
他说，东亚一些国家经济飞速增长表明发展是可能的，在发生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里，政府的调控作用很大，成功的发展使贫困减少，并在大范围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斯蒂格利茨列举了俄罗斯和东亚金融危机的例子，说明缺乏监督和控制造成的危害。他说，东亚的银行缺乏足够的监督，俄罗斯的银行不仅缺乏监督，甚至没有履行其向正处于成长期的新企业提供资金的核心职能。他说，俄罗斯引发了最近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虽然俄罗斯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和东亚地区的问题明显不同，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共同点。在这两个地区，华盛顿所开的处方都失败了，而且都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即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非确定性，也没有认识到个人财产和自由化的“价格机制”不足以使市场经济运作起来。
他说，任何经济体系都需要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没有恰当的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利益动机和完全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不但不能成为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反而会促使人们减少投资和向国外转移财富。
斯蒂格利茨说，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表明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成功的发展可以和减少贫困、大规模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民主化的过程同时进行。但对那些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来说，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遵循标准的技术决定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国家遵循了一些标准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如或多或少地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某些个别政策的效果是引发争论的话题，但这些政策混合起来执行效果很好。
他强调，东亚最重要的教益或许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在社会变革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一事实是所有到这一地区访问的人都有目共睹的。即使这些国家面临几年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它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将是半个世纪前的很多倍，而且也比采取其他发展战略的国家高很多。同样重要的是，贫困率将只是半个世纪以前比率的很小一部分，尽管毫无疑问会比九十年代初高一些。这些国家仍将保持几乎百分之百的识字率，健康水平仍将很高。仔细研究一下过去几十年的东亚经验——关于何种战略导致了那些显著成就的取得——就会发现上面提到的这些措施属于发展最快的国家的发展战略之列。
在谈到新的发展战略观念时，斯蒂格利茨说，新发展战略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认为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加是成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谈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时，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了内因的作用。他说有效的变化不能从外界强加，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从外界强加变化的企图在它要为变化创造便利条件的同时，很可能引起抗拒并造成变化的障碍。发展的核心是思维方式的变化，逼迫手段不能使人们改变思维。他们可以在逼迫之下采取一定行动，他们在逼迫之下可以说某些话，但是他们不会在逼迫之下就改变心中所思所想。
他说，最近召开的独联体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次会议给他的印象是他们都能够极为完善地陈述对成熟的宏观政策的要求，他们每个人，其中包括那些做事已与自己的承诺相背离十分明显的人，都宣称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些政策。
斯蒂格利茨说，捐赠人和接受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有时实际上能阻碍变革。强加条件非但不能鼓励接受者开发他们的分析能力，反而既破坏他们获得这些能力的积极性，又损害他们对自己使用这些能力的自信心。过度的制约条件不会使大的社会部门参与讨论变化的过程，从而改变思维方式。
斯蒂格利茨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要素是所有权和参与。他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所有权对成功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外部强加的政策可能在表面上会被勉强接受，但极少能得到设想的贯彻执行。要达到期望的所有权和变革的目的，制定发展战略的进程必须具有可参与性。”
他说，发展不是一个只是捐赠者和政府商谈的问题，发展必须深入，必须有国内社会群体的支持；这些群体是需要加强的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他们为经常被排除在外的社会成员表达意愿，为他们参与发展进程提供便利条件。有这些群体参与，战略制定的进程便可能征得对持续发展必须的支持和长期参与。“我们的研究表明，参与水平较高的项目，实践中就比较成功，这也许部分因为这些项目对受益者的需求和能力作出的判断错误较少。”
斯蒂格利茨说，如果参与者感到没有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决策时没有考虑他们的观点，那就很难使他们的参与持续下去。我们所要求的是参与一个作出包括鼓励和刺激在内的制度性安排的进程。
谈到社会和组织资本，斯蒂格利茨说，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的另一种资本就是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些东西对于一场成功的变革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和组织资本包括撮合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各种机构和关系。传统社会通常有高水平的组织和社会资本，尽管这种资本也许未以一种能促进变革的形式而存在。但在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组织和社会资本往往会遭到摧毁。变革也许会削弱种种传统的权力关系，而且新的移民方式也可能切断社区的纽带。问题是这个破坏过程可能发生在新的组织和社会资本形成之前，从而使社会缺乏正常运转所需的组织结构。
他认为，与促进变化的原因类似，社会和组织资本不能由外部赋予一个国家，而必须由内部发展而成，即使来自外部的有关这种资本的关键成分的知识能够促进这种资本的形成也是如此。他还说，变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模式必须与每个国家形成这种资本的能力相适应。实际上，这一因素也许是对变革速度的最重要的制约。中国已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很快吸收巨额资本。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道路、学校、能源、电信和其它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可以认为更多的资源同样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但仅仅提供这些要素并不等于发展。
他说，最近有不少关于国力增长的议论。国力增长相对容易的部分是提供人力、教育、技能以及发展所需的知识。国力增长的困难部分是组织资本或社会资本，即能使社会运转良好的机构的发展。
谈到优先事项，斯蒂格利茨说，成功的发展所需要的是如此之多，包括上面列出的行动和其他的行动。“但考虑到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能力的限制，我们需要确定优先事项。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发挥杠杆作用，即确定在哪些领域内它们有限的行动可以产生大的效果，以及在哪些领域若不采取必需的行动则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虽然每个国家具体的优先事项不同，但这些优先事项包含着一些共同的因素。斯蒂格利茨认为，优先项目如下：
——教育。在所有的因素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教育，一个国家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建立现代化工业，就不能在农业领域迅速地采纳不断发展的新技术。但最为根本的是，如果说发展意味着社会变革的话，教育则使人们能够学习、接受和推动这一变革。他强调，教育是发展的核心。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讯和运输，是现代社会商业活动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也是减少发展中国家孤立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种孤立感正是不发达国家最为不利的方面之一。但今天我们已认识到，很多基础设施可以由私人来提供，只要政府制定适当的法规和营造适当法律环境。这一点应置于高度优先的位置。——健康。不健康的人口不能成为劳动生产力；基本的健康水准应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那些可以根除、至少可以被控制的疫病在欠发达国家继续折磨着数以百万计的人，通常使他们丧失所有做人的尊严的这种情况是极不公正的。
——知识。它和教育一样，丰富人类精神；它也和教育及健康一样，引导着人们迈向一个生产更为发达的社会。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在知识增加的前提下，有限资源带来的产出将会倍增。
——国力增长。因为成功的发展，成功的变革最终都必须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而要完成这种发展或变革，该国必须有专门机构和领导班子对变革的过程以及变化了的社会进行催化、吸收和管理。
谈到贸易和投资，斯蒂格利茨说，通过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全面走向世界，显然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提倡的贸易政策，近年来却遭受挫折，原因是这种政策都集中在通过减少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来实现自由化。
首先，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撇开其给世界上的消费者、生产者和纳税人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保证向发展中国家产品开放市场方面几乎毫无进展。根据在协议刚刚签订后对各地区的纯利益所作的估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乌拉圭回合的纯受损者。无疑，非洲未能从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减少自己的贸易壁垒方面做得太少，结果在国内丧失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进行革新的机遇。但乌拉圭回合在向非洲最有能力出口的产品提供新市场方面所做同样甚少。
斯蒂格利茨说，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表明，贸易提供的学习机会主要在出口市场，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与挑剔的消费者建立关系和同世界上最好的厂家进行面对面的竞争。要在出口市场取得成功就需要学习。然后，出口方面的成功者可以将他们的经验带回国，运用于国内市场。不管是通过改善通讯基础设施，还是通过修复运输设施或减少对出口的官僚主义障碍，非洲国家要使出口商的日子更好过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但发达国家在通过市场准入来促进我所呼吁的发展变革方面具有独特地位。
第二，与上述情况相关的一点，是必须继续努力阻止西方的新保护主义潮流。在最近20年中，利用五花八门的新措施来阻止进口的现象增加了。发达国家经常享有一种奢侈，即在它们的首都拥有庞大的、报酬丰厚的法律和游说服务行业。这些行业能够在制定限制竞争的新手段方面表现得相当富有想象力。从公平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像努力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一样地努力消除那些想象力。
第三，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应该在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利益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使用者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众多的公司和消费者，而且包括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当然，保证创新者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资得到回报并以此激励他们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知识是生产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投入，无论是在工业还是高科技产业都是如此；与物质投入不同的是，知识可以在不增加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被无止境地分享。
他说，托马斯·杰斐逊曾把创造知识比作在黑暗中点燃蜡烛：许许多多蜡烛可通过第一支获得光芒，而又不减弱第一支蜡烛的能量和光芒。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反而可能终止知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这种有益的传播和更新。世界银行已经将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的一章用于知识产权问题。
